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

关于孙子的记载，几乎全部出自一个源头：司马迁约于公元前 100 年成书的《史记》——那已是此人据称在世之后约四百年。书中他名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时期生于东方的齐国，后南下投奔崛起中的吴国，求见吴王阖闾。他随身带着十三篇论兵之作。

传记至此而尽。没有家世，没有生年，没有卒于何时何地。对一个如今名扬各大洲的人物而言，这份文献记录单薄得惊人——而麻烦，正是从这份单薄开始的。

人人皆知的那个故事，出自司马迁笔下。吴王阖闾读罢十三篇，问这套理论能否当场演示——用宫女来演。孙武应允，一百八十名宫女于庭中列队。他指派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人为队长，讲明号令，然后击鼓传令。

众女大笑。孙武说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」他又仔细讲了一遍，再度传令。众女复又大笑。「约束既明，申令既熟，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」——遂下令将两名宠姬斩首。吴王自台上高呼，说已知将军能用兵，不必杀人。孙武答道：「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终斩之。此后再演，全场肃然，进退回旋，无不中规。

这是个令人心寒的故事，也几乎可以肯定并非史实。它的形制是寓言，其旨在于立教：纪律高于恩宠；一位在军中不容中途掣肘的统帅，胜过一位可以被随时叫停的统帅。读它，当读作司马迁关于「将权」的论断，而非战地纪实。

古人真正称引的成功战例，是吴楚之战。楚是南方大国，吴是其侧翼一个更小、更新的国家。公元前 506 年，吴师深入内地，于柏举决战获胜，并做成了无人预料之事——攻入楚都郢。司马迁将吴国得以强盛至此的谋略，归功于孙武与自楚出奔的贵族伍子胥。

然而记载在此处变得尴尬。《左传》——距这些事件时代最近、也是我们研究该时期最可靠的编年史——详述了柏举之役，却自始至终未提孙武一字。伍子胥在其中。各路将领皆有名姓。而那位其著作将被世人读上两千五百年的谋略家，却在他一生最大胜利的记载里缺席。

这份沉默困扰了读者极久。自宋代起，中国学者便公开主张孙武乃后人虚构——十三篇是更晚的辑成之作，成于战国，因为书中所述那种大规模步兵战争，正是战国才有的形态。也有人注意到史册中另有一位「孙」：公元前四世纪的谋略家孙膑，遂提出他才是真正的作者，甚至认为二人本是一人，因传写淆乱而分身为二。

这场争论无法了断，因为两部候选之书无从比对。孙膑自己的兵法见于汉代书目，随后便亡佚；至唐代已不复存，且一失就是约两千年。

1972 年 4 月，山东临沂城郊银雀山的施工作业，掘出两座西汉墓葬，封闭于公元前二世纪。墓中随葬品之间，是数以千计的竹简：一条条窄窄的竹片，以墨书写，原本以绳编连成卷，早已散乱如麻。

竹简经清理、缀合、释读之后，其中赫然有一部《孙子兵法》——与之并出的，还有久已亡佚的《孙膑兵法》。两部兵书，同出一墓。两个不同的文本，出自两个不同的人，早在有人开始怀疑二者是否都曾存在的一千八百年前，就已一同下葬。

这一发现，一举终结了作者之争。它同时给了学者们一件前所未有之物：一部比此前所知任何写本都早一千余年的《孙子兵法》抄本，其中还包含若干未能传世的佚文。银雀山，至今仍是这部书流传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。

《孙子兵法》得以流传，是因为一代代军人不断在整理它。约公元 200 年，枭雄曹操——他本人便是中国史上最有能力的统帅之一——为之作注，删定文本、疏通义理；他的注是现存最早的一家，此后各本无不受其塑造。1080 年，宋廷将此书编入《武经七书》，成为武举应试者的必读之书。今人所读的通行本，多出自汇集十一家注文的集注本一系。

它很早便东传日本，至十六世纪已被打上战场：名将武田信玄那面著名的「风林火山」旗——「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动如山」——正直接取自本书第七篇。欧洲相识最晚。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（Jean Joseph Marie Amiot）于 1772 年刊行了第一个欧洲译本；1910 年翟林奈（Lionel Giles）的英译成为学界标准；1963 年格里菲思（Samuel B. Griffith）的译本，则将它带入现代西方军事思想。商界来得最迟，自 1980 年代起——不过是这条极长的读者队伍中最新的一批。

如实归纳，大致如此。一个名叫孙武的人，很可能于公元前六世纪后期效力于吴国，尽管该时期最可靠的编年史并未提到他。冠以他名字的十三篇，至战国时已大致成为今日所见之形，其中或许确有出自他本人的内核。吴宫教战的故事，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则寓言。孙膑确是另一个人——而我们能够确知这一点，只因 1972 年山东的一支施工队。

这些不确定，未曾让这部书少掉一个读者。存留下来的并非一部传记，而是一个论断：战争在成为勇气之事以前，先是计算之事；最好的胜利不费一兵一卒；而你脚下所立之地，决定了哪一步才是对的。这个论断，已被认真检验了两千五百年，至今仍未退场。